一直以来，我都对共和国文学避之不及，老舍的《茶馆》自然也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多少次过其门而刻意不入。若不是于是之等北京人艺的老一辈艺术家出神入化的表演诠释使之成为话剧经典，《茶馆》恐怕早就淹没在共和国文学连篇累牍的文字垃圾中了。我之所以看《茶馆》其实也是冲着北京人艺炉火纯青的表演去的。渐渐入戏之后，才恍然觉得，老舍的剧本虽然写于赞歌大跃进的1956年，系奉命而作，但是那颗体恤下层人民的心，却冲破了政治外壳的包围，就像云雀冲破了寂静黎明的禁锢，婉转而悠扬，直击人心。
《茶馆》里有的对白能引人一笑，但是这笑中更多的是苦笑，是无奈的自嘲。这些发笑的对白，要么出自那些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无奈之下说出的无奈之话，要么就是那些令人厌恶的角色的溜须拍马。笑过之后，不禁感到一丝悲凉——“人活着总得有条路走啊，可是哪有路可走啊！”愿为国家排忧解难的人们飘零四方，一辈子只想太太平平的老掌柜被逼上吊自杀，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毫无良心的人却有钱有势，不惜让别人用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打学生的老师追杀爱学生的老师，给官差两个洋钱就能免去杀身之祸，官差指谁就杀谁——“这什么世道啊？”
《茶馆》最后的一部分，三位气数将尽的老人碰在一起，回顾自己的一辈子，让人颇感心酸：心怀浩然正气的常四爷干了一辈子的活却“一事无成”，心怀实业救国理想的秦二爷耗了四十年心血建的工厂“拆了”，安分守己的王掌柜“做了一辈子顺民”，到了让人赶出自己开了50年的茶馆。这就是“爱国”“顺民”的“下场”……“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啊？”常四爷在同一地点时隔五十年两出此话，着实让人嗟叹不已……
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大概是中国人对于革命的一贯态度，几千年来未有改变。但是，越是苟且躲避以求自保，就越是被各色无赖欺压鱼肉，一轮轮地盘剥搜刮，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说到茶馆，多数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北京人艺一帮老艺术家入木三分、形神兼备的表演。但我刚开始看时，还是不大习惯，总觉程式化痕迹太浓，一举一动一板一眼，每一个动作的精心雕琢。后来看众人的评论，才知道这其中透出的老北京人生活的尊严和做人的温良恭俭让，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见面作揖，硬骨朗朗，言行举止中千年文化的修养一览无遗。中国戏剧唱念做打凌然不乱的套路原来就是那个礼教中国的生动显现。现在这样的就中国人怕是无处可寻了。
旧时的茶馆是市民们几乎仅有的公共空间，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杂其中，上层人物与平民百姓一桌喝茶聊天，倒恍然间让人忘记了阶级差别的存在。但是再仔细琢磨茶馆中活跃的都是些什么人，就能看出平头百姓是坐不起茶馆的，在茶馆里悠闲品茗，提笼架鸟的几乎都是吃份额的旗人，前清遗老；吃洋人软饭的买办和“谁有钱就为谁卖命、充当打手”的地痞流氓；专心向佛不问政事的参议员……至于底层人民，这里则是他们卖命、乞讨的伤心之地。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西方大革命时期的咖啡馆。但是二者的意义却更好相反。本雅明说，巴黎的咖啡馆里经常挤进一些付不起80法郎高价订阅报纸的人，围在一起抢读一张报纸，议论国事，密谋革命。西人后来把这造反的发源地（包括小酒馆和街垒）冠上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公共领域”。但是《茶馆》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贴了几十年的“莫谈国事”，也没听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几个爱耍嘴皮子的茶客硬给喝下台的。重农抑商，皇权浩荡的封建社会中诞生不了法国那样的穿着灯芯裤的中产阶级，《茶馆》中实业救国的那位民族资本家最后落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境地。中国的“公共领域”只是言论无路的上层精英们过过嘴瘾、发发牢骚的地方罢了，不是民主的酝酿所，而是民意的疏散地。后来北京的茶馆渐渐式微了，成都等地的茶馆依然花开遍地，不过依然是“莫谈国事”。至于传说中的“中产阶级”，咖啡馆可是彰显高雅品位，为权钱交易去臭的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