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学良,就不禁让人生出无穷的感叹。一个光明磊落的将军,出于国家民族的大义,为了促使蒋介石抗日,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又亲自送蒋回到南京,从此却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活。造化怎么会如此捉弄人呀!尽管张学良受尽了屈辱,但对造成自己悲剧的蒋介石并没有过多的怨言,在一些重大历史责任上也没有诿过于蒋介石,而是一直勇敢地坦承个人责任,其诚实的品质世所罕见。众所周知,东北是在“九一八”事变时让张学良不抵抗弄丢的。张学良当时为什么不抵抗呢?各种公开的说法是张学良执行的是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老蒋当时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忙着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似乎下这个不抵抗命令就成了自然之事。就连历史教材上也这么说。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说到“九一八”事变时是这样写的,“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轨道,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20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不战自退。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中国人就在这样的教育当中,抒发着对蒋介石不抵抗的痛恨之情。然而,历史老人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九一八”事变的真相绝非如此。事变的真相是由张学良自己揭开的。 首先有张学良的日记为证。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他在战略战术上的一错再错,才导致最后的“不抵抗”。 其次,张学良在多种场合谈到事变的真相,蒋介石当时并未给他下不抵抗命令。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报刊文摘》2008年4月25日)在“九一八”事变这件事上,中国人竟然骂了蒋介石七十多年,说蒋介石冤深似海,一点也不为过。如果不是张学良主动澄清事实真相,这个黑锅蒋介石还得一直背下去。因不抵抗而失去东北三省,张学良的过失当然是大的。但如果少帅不自己说出这段尘封的历史,他的过失谁又能知道呢?况且少帅一经发动“西安事变”,已经成了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何苦要自损光辉形象呢?要照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想法,少帅起码有两条路可走。一,保持沉默,闭口不谈这件事情;二,如果实在要谈的话,可以打擦边球,把一切都推到蒋介石身上,这样既可使自己落一个高扬时代主旋律旗帜的美名,又可大大出一口胸中的恶气,否则,这几十年岂不是白失去了自由。反正,蒋家父子已死,国民党已是日落西山,谁还能奈何张少帅啊!有这种想法的人应当不是少数。君不见,“文革”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至今罕见有诚实之人能为自己当年的罪孽承担责任。那些英雄好汉们,要么对当年之事讳莫如深,要么就摆出一付自己也是受害者的苦大仇深样,把责任都推到了伟大领袖的失误、林彪的阴险狡诈、“四人帮”的为非作歹上。他们如果处在张学良的位置上,早就随波逐流把责任推到了蒋介石身上,一些历史真相宁愿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