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谢望新的文学批评令我怦然心动，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如今面对这两巨册的《谢望新文学评论选》，我依然心情压抑不住激动。这是“陈年”的文字，却为何魅力不减？潘凯雄先生说：“这些‘陈年’文字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能够给我们以思考和启迪。”或许这才是它不会过时的原因。由此可见，谢望新这些文字都是经过沉潜冷静思考后，精心构筑的厚实之作。
谢望新的文学批评，崛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涵盖了整整的一个八十年代，那正是令人神往的文学繁荣的时期，个人的青春年华恰好碰上了文学的黄金时期，于是喷发出金子般闪光的思想与文字，也造就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文学批评的谢望新。这是谢望新千载一逢的幸运。或许我们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谢望新，但应该说谢望新也没有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他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这大概就是我面对《谢望新文学评论选》时，始终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激动的缘故。
通常的情况，批评家总是冷静睿智的，总是极其吝啬的，甚至在文字中刻意地回避着自己的感情，这也无可厚非。可是谢望新不然，他的文字绝不回避感情的激溅。他说：“我崇尚理智，但更看重感情。”这似乎是他迥异他人的风格。这好不好？出乎情归于智，其实未尝不好？无论文字思想因而始终有一种鲜活的水灵，任时间流水，若干年后我们读来不但不显过时，反而有新鲜的感觉。譬如他提出的广东文学要“走出五岭山脉”，以及强化南方文化意识，建设“广派批评”的观点，仍然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并应该为之努力的重大命题。其实当我们读到这些观点时，已远不止于新鲜，更是佩服；因为没有远大的眼光，没有深邃的睿智，如何有此远见卓识？
谢望新是广东的，他的批评文章着眼点更多的还是立足于广东，甚至文章的风格也是广东(南方)的，空灵、精巧、活泛，漾溢灵气，许多批评文章倘把它当作散文或随笔来读，也并无不可。那篇《五台山车祸与蒋子龙创作心态》，可窥一斑。这似乎是很另类的文字，跳掷的语言，匪夷所思的构思，迸射的睿智与激情的光芒，现实的荒诞与小说里夸饰的论述，真实与虚构的交织及纠缠着，却无不令人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是用散文写成的札记，说是文学批评其实也对，只是与那些正襟危坐的就表现出某些截然之异来，这应该算是他批评文章的一种独特的韵致，比那些亦步亦趋车杜，或者言必“主义”的习惯了居高临下态势的文字，更多了几分随意与洒脱，略带调侃的轻快，令人意外地邂逅到一份惊喜，因而读后往往会“击节而叹”，也就不无道理了。鄙人常常在想，难道评论就永远只能摆出一副训人的脸孔？不能凭感觉来写，写得更平等亲切好读些？知堂说过聪明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是印象的鉴赏，不是法理的判决，是诗人的而非学者的批评。”谢望新的尝试当然不无示范的意义。然而他又并不局囿于广东，更是超出广东着眼于全国。郭小东说：“谢望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批评家中，少数把文学批评目光射向全国，和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保持着同步距离的人。”这评价很对的，谢望新倡导“走出五岭山脉”，却不仅仅止于倡导，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不但体现在他的眼光的全国性，更在他的文学批评观点的具“全国性”影响。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时期，社会上流行一种对“伤痕文学”横加指责的言论，僻处南方的谢望新立即旗帜鲜明地为之一辩，不仅为“伤痕文学”正名，更肯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作用。这是当时较早涉及此话题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批评文章之一，显示了谢望新的敏锐及过人的胆识。此外，他所涉及的，诸如“关于敏感及‘放’与‘争’的思考”、“关于‘干预生活’与‘写真实’”等等，也都是当时大家关注，创作上急于梳理和解决的敏感问题。谢望新以自己的锐气，以及独具广东(南方)特色的文学评论，完成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建树。他是锐利的，又是温情的；理智的，同时更充满了浪漫的诗情。他总是把自己界定在二三代批评家之间的位置，说是衔接，这却正凸现了他的特殊与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衔接就自然带有前后两代的若干特点，这也就形成了他的个性；但另一方面却也不免地带上了些不尴不尬的矛盾。
无疑的，《谢望新文学评论选》收录的正是这些谢望新挥斥方遒时代的文字，风华正茂的他在文学批评中找到了最佳的切入点，呈现一种恢宏绚烂的光彩。今天，当批评家的谢望新与我们渐行渐远时，历史却见证了，批评家谢望新的努力与业绩，广东乃至中国的文学批评界，有理由铭记着这一位曾经辛勤劳作，并有过很丰硕收获的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