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今年三十九岁，而我的母亲却已四十三。二十一年前，他们同在三明化工厂工作，是很平凡很普通薪金微薄的工人。不知道是怎样的际遇，使他们成为结发夫妻，并在次年生下哥哥和再隔一年的我。
我看过那张很旧的黑白照片，上面的父亲棱角分明，和母亲略显拘谨地挨着，露着朴素的笑，母亲则顶着那个年代最普通不过的齐脖发，微张着嘴，像是还有张口未出的话，被聚光灯永远定格在她的二十二岁。
那个年代对于平凡的乡村青年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斑斓的舞台，那里上演的不是如今荧屏中粗制滥造的肥皂剧，而是一张张素面朝天的爱情。
在三明医院生下我后，父亲便携着妻小风风火火地赶往故乡。也许是故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这个偏僻村庄上的男人，根还留在这儿，那么无论他在哪儿成婚娶妻，都要不远千里地奔回故乡，只为一拜高堂，二拜天地，即使母亲在漫漫车途上几经不适，即使婴孩在轰隆前进的列车上彻夜哭叫。我的年轻的父亲，在哭叫伴着母亲娓娓的哄声中渐渐停歇的间隙中，咽着凝重的神情，把目光朝飞速前进的车窗外的深深的夜色中望去。
他在望什么？是故乡的一穷二白，还是发丝尚未衰老蔓延的老人的望穿秋水的眼眸呢？
是多年后，长大了些的我，听到母亲提及那段清苦的日子。正是做月子需要大补营养的时候的母亲，由于夫家太穷，日日只够勉强吃上下了一两个鸡蛋的线面，而她在娘家的姐妹们却无一不是被鸡汤鸡肉填满了嘴。那时母亲以为自己稍胖的身体对于哺育一双儿女绝不至于不足，却料想不到月子中的她会迅速消瘦下来以至于奶水只够一个孩子了。她给了我。我是何等幸福啊，却又如此愧疚。大我一岁的哥哥因为我肆无忌惮的啼哭而过早地失去了奶水，取而代之的是粗糙的奶粉。多年后，当我们品尝着雅士得完达山各种各样的奶粉泡成的牛奶时，嘴上啧啧是美味，可在当年，什么能比得上母亲甘甜的奶水呢？十二岁那年生活渐渐好转的母亲开始给哥哥迷信般地买来生命一号巨能钙之类的营养品殷勤地让哥哥吃下，我在一旁气鼓鼓地，“讨厌”起母亲来。可后来母亲却搂着我难过地说，阿妹，你哥从小没喝多少奶水，现在长得还没你高，我这是给他补营养啊。妈妈谁也不偏爱，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啊。
我转头看见哥哥瘦小黝黑的身躯，在呜咽中终于第一次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
在那个清而远的小山村里，我度过了生命最初也最朴素纯净的六年，那六年里，父亲继承父业，成为一个年轻而认真技好的家电维修兼木工师傅。记忆中最明晰的是他挎着白色黑边的硬布修理包，里面放满钳子镙丝镊子或者刨刀锉刀一类必不可少的工具，满山跑着奔赴各个山头散布的农家。有时一大清早出去，日晒三竿才淋着一身汗，捏着皱巴巴钱票，风尘仆仆地回来。包里偶尔能收获好些村民送的零嘴：散装的有点儿软掉的饼干，炒过还脆着的南瓜籽，花生米，构成了那样的一天又一天的最欢乐的元素。母亲照例给父亲砌好苦茶，然后才摆开饭菜，手往围裙上抹了抹，笑着说，看看他们刚还饿呢，现在可要高兴死了。
我偷偷抿过母亲砌给父亲喝的茶，顶苦的，喝了糖水也不能马上解掉，而父亲却总喝得津津有味。那小茶杯上也早已积了厚灰色擦洗不去的茶垢。
可那种味道实在是香甜极了，饼干瓜籽花生米的，家的，甚至是苦茶的。叫人怀念。
如果不是现实间巨大的反差，我也可能只将这六年视作一般流逝的时光吧。
六岁以后，父亲忽然决定携家出外挣钱，于是我们挥手告别清远的大山和浑厚的土地连同三轮车扬起的黄尘，开始了多年的外乡异居生活。每到一个地方，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地筹来一笔钱租下一间不大的店面，摆开柜台和包里的各种工具，也像从前一样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不同以往的是，父亲不用再满山跑，只要沿着街道一家家走去就能找到，母亲也不再管理良田菜园，只需在店里经营廉价的家电零件。于是不知何时开始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父亲抱怨起母亲的饭菜不可口，母亲唠叨着父亲大吃大喝的朋友。起初只是掠过嘴边的只言片语而已，而后声调越来越高，音量越来越大，甚至连锅碗瓢盆也竟成了道具――它们在地上变形摔烂。
那些声音高过了坐在楼梯上呜咽的我和哥哥的颤颤的声音。
后来，连那套用了很久的老茶具也被摔碎了，苦茶叶被扔到马路边上。仔细想想，似乎母亲很久没给父亲砌过茶给父亲喝了，全让那些朋友喝去了。
不只是父亲母亲之间，父亲对我们也更加严厉起来。数不清多少次，我和哥哥的周末是在阁楼上枯燥的摹写一张又一张的字帖中度过的。窗外是院里跳稻草编成的粗壮大绳的小孩儿，那一片片笑声无孔不入穿过玻璃。
那时父亲大概也更不知道一个孩子客居异地而招致的孤独是怎样潮湿的。
我的父亲母亲，他们让我掩面而泣。
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是回到母亲远在千里之外的娘家。依然是小店面生意，只是这儿的街道更宽了些人更拥挤了些挣的钱多了些，生活逐渐好转。父母间的争吵依旧不断。每次吵完架，母亲总是委屈而又理直气壮地跑回老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