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道理就是凡事都要掌握一个火候，“度”就是这个火候。做菜要掌握火候，火猛了会烧焦，不够又做不熟。与人相处不能太亲昵，也不能太疏远。往大了说，治理国家也是一样，老子说了，治大国如烹小鲜，也要掌握火候。人生的种种往往是这样，做得不够和做得过分往往结果都不会好。
这就是为什么《论语》里面会说，“过之犹不及也”。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儒家提倡的就是一个“中庸”。所谓“极高明而致中庸”，“中者，天下之至理；庸者，天下之达道”。《论语》中孔子曾经说：“吾道一以贯之，曰中庸而已矣。”从这句话中可见中庸这种思想的核心地位了。是啊，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凡事都合乎分寸，实在是很完美的境界。就像孔子的修身历程一样，“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最后达到一种圆融的境界了。而孔子“学”的是什么？不过也是中庸罢了。
在西方，遥相呼应的亚里士多德也提出类似的思想，他的伦理学是，美德介于两极之间，比如，勇敢介于懦弱和鲁莽中间，勤俭介于吝啬和奢侈之间，等等。真是君子所见略同。可见，真理是跨越空间、时间、和民族的。
一个人长得好看，也要有一个“度”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的话，“美”这个东西，朱光潜先生认为，它实在就是一个长得适中的效果而已，因为，长得适中的话就看着省力多了。文学作品中，如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里对东家之邻的描写，“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之深入人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克雷洛夫寓言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理，也深深影响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它的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寓言，就是“杰米扬鱼汤”的故事。是说杰米扬的鱼汤做得非常好吃，一天他请人家来喝汤，客人当然是很高兴喝到这么著名的鱼汤了，但是主人好客的过了头，不论客人怎么的推辞，他都认为是在客套，就硬逼着客人来喝，到了后来客人终于忍受不住，拂袖而去了。好客是需要一个度的，把客人晾在那儿，不闻不问，这是冷落，是冷淡，但如果太过分，如同患了强迫性精神病一样逼迫人家喝汤，这是限制别人的自由了。
所以说呀，凡事要以“度”为准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经常有人批判，说中国文化提倡中庸，说什么“枪打出头鸟”，是泯灭个性的创造力的。其实这是偏见了。害怕“枪打出头鸟”，这恰是“不及”的表现。我们是提倡“该出手时就出手”的。
一言以蔽之，“度”乃是人的准则，也是社会的秩序，也是国家的治理基础。有了“度”，人伦幸福，社会安定，国家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