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紧张而又恐惧的心情，走进了医院大门。
五官科门前早有病人虔诚而又耐心地等待着。有的咧嘴皱眉，有的捂眼低头……如果达芬奇大师要画基督受难的肖像，这里倒有足够的模特可以借鉴。
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五官科奶油色的门，“干啥哩，出去！”一位身材瘦小、带着金丝边眼镜的医生向我大喝一声。这嗓门若用来喊“缴枪不杀”那是颇为合适的。他黑色的胡须撅了一下，刚劲有力的食指里我额头约有3厘米。我吓呆了。站在门口的爸爸一把将我拉了出去。
“6号——”无人回答。“6号！”声音提高八度。听爸爸说，来医院的人，号数就是病人的名字。这有点像牢房的管理员叫犯人，不过，我不是犯人，犯罪的是发炎化脓的淋巴结。
“天啊！刚才是叫我们哩，方萌，快！”我贴在爸爸的身后面。爸爸紧走几步，毕恭毕敬的递上半截挂号单。“喊了半天，你聋了？”他眼一瞥，嘴一呶，“进去等着！”语言威严而简洁，仿佛法警通知候审人入庭。
我的心绷得紧紧的，从爸爸身后探出半个头来，瞅着那个穿白衣、戴着专家胸章的金丝眼镜。我愣了，愣了半天。
挂号，付款，化验，再付款——如走马灯一样折腾了半天，最后却被金丝眼镜一句“明天再来！”打发了。我如腾云驾雾一般走出大楼。楼外的红色专栏里，我一眼瞅见笑眯眯的金丝眼镜的彩色照片，心里很不舒服。
唉！明天，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