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郗晓波说过，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
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像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不为人知的方面”。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探究存在之谜的，但他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可视的内心生活”--人的内心同样作为现实的一部分而存在。
夫卡的小说是梦与真实的绝妙混合，他冷峻的眼光聚焦的是“真”。在他看来，“真”若要体现，就必须借助于“丑”。于是《变形记》中出现了大量的丑陋的意象，卡夫卡毫不客气地放逐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似乎他觉得丑就是丑，甚至根本没必要用美作为小说结束之前的一点安慰。所以，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卡夫卡也没有让这些丑陋的意象从背面发出一点美的光芒。
《变形记》创作于19XX年，当时，批判现实主义仍然占据着文学创作的重要地位。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这个原本含辛茹苦撑起一个家庭的男人突然变成了一家人的累赘，不仅父母对他极度厌恶，甚至平时岁疼爱的妹妹也逐渐对他产生了不满，进而抛弃了他。最后，这一家人竟因为格里高尔的死获得了解脱，重新开始了“正常”的生活。卡夫卡想用这个故事努力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利用与被利用的基础之上的。一旦这个基础失去，或者二者之间对应关系发生变化，本来看似稳固的人际关系就会迅速瓦解。着也许令为数众多的理想主义者难以接受，但确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被卡夫卡发现了，而整个故事正体现了“表现论”的实质－－把描写对象“陌生化”，造成审美主体与客体的距离，从而引起惊异，迫使人从另一个角度探悉同一事物的本质，即“离间”。卡夫卡通过“离间”，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同他一样，重新思考，发现这个“被习俗观念掩盖”的事实。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对社会中人的放逐与被放逐同样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所有人都不能接受格里高尔甲虫的形象，听不懂他的语言，不理解他的行为。这就意味着格里高尔是被放逐的。而在变形后，格里高尔不吃人的食物，抛弃人的行为习惯，这是他对自己的放逐，或者说是他对其他正常人的放逐。在卡夫卡看来，一个人的思想、形骸不被他人所接受，其后果必然是这个人与其他人的相互离弃。卡夫卡明白：人与人是不相通的；但是，“人的骨子里渴望别人的关怀和爱心”。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可是仍然“赶忙爬到自己的房间门口，蹲在门前，好让父亲从客厅里一进来就可以看见自己的儿子乖得很，一心就想立即回自己的房间，根本不需要赶，要是门开着，他马上就会进去的”。但是，所有的美好愿望以及善意的行为，只换来一只重创自己的苹果。对这件事的描述说明：人与自己，与别人相离异，但是同时仍在努力地、白费力气却令人感动地要维护自己人格的完整，要“好歹指掇起灵魂的碎片”，哪怕他是一只甲虫。往往能够正视卡夫卡个人的许多人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卡夫卡曾说：“我在自己家里比陌生人还陌生。”可以这样认为：这充分暗示了卡夫卡自己与小说主人公命运的相似之处。虽然这些相似远不能证明这是一篇自传，但是作者本人与格里高尔的对应从他生前的一些琐事中亦可见一斑。根据自己勒戒一番，卡夫卡的日记中这样写到“1911·12·28。工厂给我家带来的折磨。当他们要我每天下午到那里工作时，我为什么会容忍呢？其实没有人强迫我，可是父亲以他的责备，卡尔以他的沉默，再加上我的负疚意识给我造成压力。我对这家工厂一无所知，今天早晨受命巡视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如同遭受鞭挞一般。我拒不接受深入工厂企业的琐碎事实中去的可能性。假如通过所有参与者没完没了的问题和纠缠使我终于这么去做，那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有了这么点认识，我知道能干点什么实际事情。我仅仅适于干一些虚事，我的头头以他正直的思维给我做的事情添油加醋，使之看上去真像是成绩卓着。通过这种为工厂做出的毫无意义的努力，我将在另一方面剥夺了自己将下午的几个小时为我所用的可能性，这必然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即使没有这么回事，我的生存面业已在不断缩小了。”而《变形记》开头对格里高尔的工作的描述正是卡夫卡当时工作状况写照。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卡夫卡与身边的人总是相处得很好，给别人留下愉快阳光的印象；但是，从他的日记和与勃罗德等人的信以及部分文字中，我们才能看到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这个观点在《卡夫卡传》中就已提出来。在《变形记》的第三部分，卡夫卡运用大量篇幅描写格里高尔垂死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动作。
“格里高又向前爬了一段，将头和地板保持一个很近的距离，以便和房客们的眼光相遇。他想，他要是一个甲虫，音乐能如此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