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一股怪异的风。风流、风韵、风神、风度、风姿、风华、风范、风骨……是对那个时代，那群傲然于众生之外的清士狂客的最好诠释。
他们生活在一个后英雄的时代：他们的先辈在汉末轰轰烈烈地闹了一场，留下一个个让千百年的文人骚客伤怀、吟咏、叹息的故事。青梅煮酒、鼎足三分……英雄的故事是令人钦羡的，尤其是许许多多的英雄在一起演绎的故事。然而可悲的是，英雄相继去世了，小人们却依然在历史的舞台上跳着令人作呕的舞蹈，滑稽可笑。
他们不在乱世，又不屑与小丑们为伍；他们心中自有英雄，无奈安逸的王朝不需要英雄；他们胸中有万古文章，却无处施展——他们不是阴毒狠辣的政客，也不是阿谀谄媚的奴才。他们所有的似乎只有名望，但名望更有可能给隐士带来杀身之祸。范晔如此，何晏也是如此。
于是他们似乎便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于是就有“竹林七贤”那般狂放的举动。他们最喜欢的是朋友和酒，能相与的人不多，于是只好盈车满载地喝，放纵或是逃避。醉了，就不必再理会世俗琐碎，任思绪在无尽天宇中徜徉。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切不可听！”仿佛酒是生存之第一要务，这种超拔的态度，是一种坦然。但喝酒是为了什么？阮籍大醉月余，以避司马炎的提亲，固然可说是蔑视权贵甚至是皇权，可又何尝不能说是一种畏惧？“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他任着木车游荡，走一路哭一路，陪伴他的只有酒。他是因文化的前途而茫然？那酒不过是麻痹精神的毒药。他不守礼法，收到母亲的死讯仍饮酒数升，又大口呕血，心中悲恸自不必说，但酒想来不过是他反对礼法的工具。
鲁迅说，魏晋名士看似不守礼，其实恰恰是最守礼的，只是他们心中的礼与统治者所要的相去甚远。余秋雨说，真正守礼者往往去除了礼法的表象而直达规范的核心。看看嵇康训子的内容，完全是恪守着他所不屑所谓“礼法”。于是渐渐明白，他们肩上承担的，是寻找文化方向的重任，然而他们却又不愿自己的子侄背负这压力，便产生了行为的怪异，上下三个年封建历史，没有早一刻，没有晚一刻，偏偏找到了他们。他们没有逃避的权力，只能选择燃烧，让光和热抵抗着黑暗的侵蚀。于是，他们也只能默默承受着孤独，以酒为伴。嵇康打铁，阮籍长啸，拷问着自己的心灵，声振九霄。让这么一团火，烧透黑暗的笼罩，往前可能就是桃源。
那么，就任这怪异地风吹吧。在风中舞动的，是在封建强权的桎梏下，挣扎、反抗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