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女去把橱柜打开，把那个旧军用枕头给我”，老人的手哆嗦着，指着那个棕黑色泛着油光的檀木老式柜子，我急忙走过去摸索了半天，找出了一个旧的却很干净的军用枕头，双手递过去，老人喘息着要坐起来，我急忙把一个靠垫靠在他背后。
“孩子，你来我家多久啦？”老人抬起浑浊的眼睛问，我略想了一下说：“差不多一年零八个月了吧”。老人把手探进了枕头里面摸索起来。
自从去年开春到今年九月份，我跟着老人也就有那么长时间了。想起来那是我大二时的第二个学期。学习并不怎么紧张，学校兴起一股勤工俭学热，当时我被介绍去一个患病的退休老人家做家政，说是做家政，其实是料理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的起居生活。八十多岁的陆老伯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早在几十年前他的结发妻留下儿子羽飞患病离世了，后来一位高姓姑娘就和陆老伯又续姻缘生有两个女儿，但奇怪的是除了每个周末看到陆老伯的儿子带着妻女来探望他外，几乎不曾看到高氏及两个女儿来过。只是偶尔一两次见到她却是与陆老伯在激烈的争论着，根本看不到她做一丁点儿的家务，喂老先生一口汤，把陆老伯气的翻白眼的时候就带着两个趾高气扬的女儿蹬上那轮乳白色的小轿车绝尘而去。
我所做的是钟点工，白天有长时间在陆家做家务的刘阿姨照顾，晚上刘阿姨走后我便在老先生的身边。夜里扶他上厕所，倒水，喂饭，陪他聊天，下棋。刘老伯是位非常善良的老人，他总是有意无意的多给我一些钱，说是来回的坐车费，并说路费本该是要报的。其实我们学校离这儿不过一里多路，十几分钟就到了，完全不需要坐车的。我特别喜欢听刘老伯讲故事，他讲的大都是他年轻时代的故事。他早年在河北白洋淀参加抗日革命。阳光明媚的时候他就会把思绪放回到那些战火纷纷的岁月，我由对他的同情到对他的无限的敬仰。
偶尔从刘阿姨的口中听到关于高氏的一些事情。她原是生于一个地主阶级之家，小时侯娇生惯养，解放后土地改革为了减少批斗和摘掉地主成分的恶名，她不顾一切的嫁给了刚失去妻子的刘老伯，在以后的日子里生养了两个女儿。陆老伯一生酷爱收集古画，书法，字迹。少年时他曾跟着秀才出身的叔叔读书习字，早年留学英国。后回国又投身革命。解放后在国内一所大学任校长。一生生活俭朴，晚年略有积蓄，本想投资教育事业，然而目光短浅的高氏三番五次的逼迫老校长写遗嘱分财产。自以为聪明的她以先下手为强，免得养子羽飞一人独占财产。我无法想象陆老伯怎么和这样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那需要一个怎样的忍耐和度量。
“孩子，过来”。老人终于从枕头里掏出一踏东西来，一个脱了色的五角形和两个皱巴巴的红领章，另外一个我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依稀记得好象是一个旧式的针线包。时下市场上已买不到了。我肃然起敬的走过去。老人含着泪花说：“都有几十年了，把它们送给你吧，留个纪念。你是个思想进步的孩子，我知道你喜欢这些。”我也含着泪双手接过好象是在接一个光荣的使命。老人反反复复的说着一句话“针线包很重要千万保存好，必要时拆开它，你应该记得新中国成立的日子吧？”我有些奇怪他的话，有似乎明白。几天后老人去世了。在我最后一次去陆家，临返校的时候高家的女儿不知在哪儿听说老人家曾偷偷给过我东西，便嚷着把我的包乱翻一遍。当看到一个旧的针线包和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时，她们冷笑一声，丢到了地上。后来我把这些东西收藏在我的小箱子里。半年后我晾晒衣服时把它们一起拿出来去晾晒，因临近毕业忙着写毕业论文，一下子忘记了收回屋来，下午下起了雨，等我回去发现我的衣服全淋湿了。针线包比较厚，干的慢，于是我用剪刀沿着边小心翼翼的拆开，一张陈旧的存折出现在我面前。我仔细看了看是一张一万元的定期存折，背面上写着“密码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我几乎惊讶起来，难怪老先生临终前反复交代一定保存好这个针线包。他帮我还清了上学时的所有债务，几乎解救了我的全家。让我辍学的妹妹又重返学校。舒展了父母拼命操作疲惫了的腰身。
又一年的清明节，我摘了野外满地的菊花去看了他，透过石碑我仿佛又看到老先生慈祥的笑容。
河南省项城市郑郭一中高三:张虹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