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少年的记忆里，老家柿树很多，其胸径仅在两把以上的就有30多棵。听父亲说，这些柿树大都是我的祖父、曾祖父及先人栽植并嫁接的。柿子的品种也很多，能叫出名字的就有10多种：有能做漤柿的金明、八月黄和阳光红；有能做柿饼的牛心、满天红和水葫芦；还有最多的是面四瓣，面四瓣红柿最好吃，皮薄核少，又甜又面。而最大最老的那棵面四瓣柿树的树身就有两搂多粗，村里人都叫它大柿树或老柿树。它就长在我们家的房后偏西十分贫瘠的黄土埂上，旁边还有一个小场，也是祖母秋冬季节经常劳作的地方。
每年秋风乍起，老柿树叶子彤红柿子橙黄，像一个穿着褐色裤子和红黄盛装的贵妇人站立在村头。这些日子，祖父就会按柿子的成熟程度，做出采摘计划，每天清早用大嗓门打断我们兄弟姊妹的美梦，让我们带上竹夹杆和筐篓去摘柿子。可以说，我们兄弟姊妹几个18岁以前在秋天很少下地，大部分日子都在柿树上度过。即便这样不停地摘，到了冬天，仍然有几棵挂满黄橙橙的柿子树矗立在一片白茫茫的大雪中。
柿子摘回来后，一般情况下都有祖母去挑选，熟透的放在一起；摔烂的由祖母切成柿瓣晒干；完好的倒在用木杆和玉米杆搭起的柿子棚上。一般年景要搭三个大棚，遇上丰收年景，四个大棚还盛不下，还要让三亲六故用架子车来拉，用筐来担。村里的乡亲们到家里来也可以随便吃随便拿，更有不少又饥又渴的过路人寻上门来饱餐一顿。家里的猪圈、牛槽，甚至院里都是红彤彤的，到处都充满柿子的甜酸味。
柿子是软水果，熟透了不好存放，有些品种还能放一两个月，有些品种放十天八天就要烂掉。因此，祖父总是趁晴天催促家里人旋柿子皮，尽量多晒柿饼，以便在腊月拿到街上去卖些钱办年货。
我们全家人都会旋柿子皮，但每年以祖母旋得为最多。虽然，她眼神不太好，但并不耽误旋柿子皮，她是全凭手感的。一有空，她就会一篮柿子，拉上我们兄弟或姊妹，坐在那棵老柿树下旋柿子皮，等到祖父或父亲从地里带回榆树小枝，将柿子一个一个吊起来挂在墙上，先让日头慢慢晒走大部分水分，再经七捂七凉，最后就成了雪白、如蜜的柿饼。
初冬，棚上的大部分柿子都熟透了，为了不糟蹋，祖母会一篮一篮到小场边，倒在簸箩里，再和上谷糠或豆角皮，用手捏成小疙瘩，摆放在苇席上。晒干后，再用石碾碾成面，重新拌上红柿，继续晒。就这样反复三五次，就做成了柿糠。等来年青黄不接时，碾成面做成馍或窝头充饥。
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日子里，我们全家人就是靠柿糠面度过了难关。祖母也用柿糠面接济了不少乡邻，成为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
祖母就像那棵老柿树，勤劳善良，忠厚实在，任劳任怨，只会默默奉献。家里最差的馍饭是她的，最脏的活也是她的。因为母亲常下地，我们兄弟姊妹又多，全靠她一个一个带大。在公婆眼里，她是个孝顺的儿媳；在丈夫面前，她是个贤妻；在儿女心中，她是个良母；在四邻口里，从来听不到有人说她一个“不”字。即便在祖父无端发脾气时，她都会一声不吭地忍受着。
那棵老柿树每年能摘近2000斤柿子，可惜在上世纪70年代初修大寨田时，被锯掉。第二年，祖母也因积劳成疾过世，终年仅72岁。
祖母一生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人间累，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甚至到临终连一个囫囵白馍也没吃上。
每当我想起祖母，就想起那棵老柿树，尽管她们都不在几十年了，但那种默默奉献的精神却像一尊丰碑永远矗立在我心中，也成为我为人处世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