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更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最早把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重要的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等，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在各大学任教期间关于明朝末年至中华民国初年(1623～1923)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史演讲的讲义。后来被整理成书，1926年由上海民志书店正式出版。这本书介绍了清代学术理路与乾嘉汉学的具体成就，偏重于具体问题，详细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的建设和主要学者及其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三个大问题。
这本书的1-12章部分主要讲述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流派和风气的转变，利用详细的材料，揭示出明末清初学者们的治学精神，实在已开乾嘉考据之风气。13-16章部分则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包括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和乐曲学。
梁启超讲义的语言平和亲切，他的博识和敏捷思维以及引用的典故都让原本枯燥的历史活跃起来了。梁启超指出清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只可惜当时它的效用并没能尽量发挥；另外，其中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他以现代的理念研究传统学术史，总结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成果、学术体系形成的过程和各个名学者的成就，凝聚着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思索。这不仅表现在他以清学为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为理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还表现在他对西学传入和传统国学未曾讨论过的自然科学的关注。
梁启超曾说过：“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这一番话更反映了他所提出的学术主潮和支流，要做学问就要敢于就别人所不敢的、人们默认的方面提出问题引起问题。敢于突破、打破潜规才会达到高峰，有所成就而不是停留在某一个既定的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