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最好对付，又最难对付；好像无所作为，又最有作为。（林清玄《松子茶》）
前面引用的这句话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时间很平凡，但却不好度过，因为它已经成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时间好像无所作为，但如果你重视它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很重要，它是最有作为的，因为少了忽略，你就多了发现。
在史铁生的生命中，他曾经抱怨过、摔过东西，甚至曾对医生以死相逼，但他终于想通了，生命本就是一个过程，“天空蔚蓝，是因为有飞鸟飞过。”泰戈尔如是说。史铁生提出了许多关于生命的哲学命题，比如当你无法改变一个现实的时候，请接受和享受它，《病隙碎笔》中有证明：“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上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史铁生对于地坛的定义很简明，也很实在，他是这样定义的：“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史铁生在地坛里常常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我和史铁生一样是一个喜欢用喜悦去平抑心灵困苦的人，虽然没有他的残疾，却有了他初患残疾的喜怒无常，有时会借抨击一些东西宣泄自己的烦躁。
我敏感地发现自己的狂躁开始惹得许多人心烦。像史铁生的话：“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坑害一个倒也罢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经经纬纬互相牵连，一坑就是一大片，这是关键：‘不能’写满了四周！”
但史铁生终究变得开朗起来，面带微笑地对待一切，就像我以前听说过的那个智者说的那样用知识代表的庄稼挤走了烦躁带来的杂草。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反复无常，我也在尝试着在一片寂静中用知识挤走烦躁，然后抓住自己的心魂，能在乱中取静是最终目的。
然而我是否能适应纷乱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有多长时间才能完全走出寂静、面对纷乱呢？我心里也没谱，就像史铁生的母亲不知道史铁生多长时间才能走出烦躁一样。
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其实不论如何去改变这个社会，社会总会有丑恶的一面，就像《巴黎圣母院》里心灵最美的撞钟人卡西莫多拥有着最丑陋的面孔一样。
时间本就是挤出来的，有人认为它不重要，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挤过时间。瑞士人在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写财产状况，瑞士人给孩子写的财产永远都是时间。可见时间很重要。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应当扩展生命的宽度。正如德国作家黑塞所言：“人生苦短，我们却费尽思量，无所不用其极地丑化生命，让生命更为复杂。”时间是充斥着整个生命的，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就是在浪费生命。在史铁生眼里生命有若琴弦，必须小心翼翼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样才有利于自己生命的扩展。
在地坛里，史铁生思索时间与生命之间的哲学；在阅读《我与地坛》的过程中，我也获得了对生命的反思与对整个世界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