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3岁时，聪明伶俐。我认为，在当时算得上一个少见的聪明孩子。那时，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习作，非常出乎我的意料，这件事竟成了我们那地方轰动一时的新闻。的确，我也为此感到十分骄傲。我当时在一家印刷所当学徒，是一个求上进、有志气的少年。我的叔父让我也在他的报社干点儿差使（该报叫《汉尼巴尔周报》，凡征得500个订户，一年可预付两美元，还会给成捆的木柴、卷心菜、以及卖不出去的萝卜）。夏天的一个吉日，叔父离家外出一周，行前他对我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好好编它一期周报。天哪！我实在不想干这类事。希金斯是一家和我们对立的报纸的编辑，最近被情人抛弃。一天晚上，一位朋友在这个可怜人的床上，发现一张便条，上面写道，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生活，只有去跳贝尔河自杀。这位朋友急忙跑去，看见希金斯正在涉水返回岸边。他决定不投河了。一连几天，村里人对这事议论纷纷，而希金斯却未觉察到。我想，这可是一个好机会，便煞费苦心地写了一篇关于这事的详细报道，还画了一组粗糙的插图，这些插图是用折刀刻在木制活字版的下方——其中有一幅画的是希金斯身穿衬衫，手提灯笼，涉水过河，拿一根手杖，试探水的深度。我认为这事非常滑稽可笑，并没有想到这样发表出来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由于我对这种做法感到满意，便到处寻找能够制胜的对象。我想，用猝不及防的恶作剧去攻击附近一家报纸的编辑，“看到他六神无主，坐卧不安”，这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我把这篇文章发表了，标题带有讽刺意味：“约翰·摩尔先生的葬礼”——这是一篇相当粗糙的讽刺文章。
尔后，我又撰文狠狠嘲笑两位知名人士——不仅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指责，而且也由于我认为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是我的责任。
接着我还有分寸地挖苦了一个新来的外乡人——此人当时小有名气，来自昆西，是个技艺高超的雇工裁缝。他是个头号的花花公子，一脸奸笑，穿着俗不可耐，一向使女人着迷。他每周都给报纸写一首新颖的“诗”，表达他的最新感受。我编的那一期，他写的押韵诗《赠给××的玛丽》，当然，也就是赠给汉尼巴尔的玛丽，被登在显著位置。但这首诗发表时，我突然心血来潮，便在下方登了一段言简意赅、措辞辛辣的脚注——即：
我们发表这样的东西，仅此一次；但希望戈登·朗内尔斯先生明白，我们是在极力忍耐着的。从现在起，如果他要同汉尼巴尔的朋友们保持密切联系，那就应该选择其他办法，不要再利用本报专栏！
报纸出版了。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样一件小事，竟像我的那些戏谑琐闻一样，受到人们刮目相看。
这一期《汉尼巴尔周报》大大畅销，因为在这以前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新鲜事儿。整个小城都轰动起来。午前，希金斯背着双管猎枪来访。当他看到要找的竟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他这样叫我），感到有失尊严，只揪了揪我的耳朵便走开了。那天晚上，他辞去工作，永远离开了这个城镇。那位裁缝来时，带着一只鹅和一把剪刀。可是，他也看不起我，当晚动身到南方去了。这两个被嘲讽的人，盛气凌人而来，又被我那微不足道的小玩笑激怒而去。次日，当地报纸编辑昂首阔步，高声喊叫，趾高气扬，欣喜若狂，他终于诚心诚意地体谅我，邀我到药房去，在亲切的气氛中，干一杯“法涅斯托克驱虫剂”，以便洗刷掉一切怨恨。这是他开的小小玩笑。叔父回来后，非常生气。我想，如果他考虑到我对报纸做出的贡献，同时也考虑到，我这样做，是出于感激他对我的爱护——他心里应该明白这是最主要的方面——他就不该如此大动肝火。由于他离家外出，他碰巧避免了查究、苛责与诽谤，逃脱了对他的攻击。不过，当他查看了帐单，看到我真的登记了从未有过的33个新订户，还有摆在那里的蔬菜、成捆的木柴、卷心菜、豆子以及卖不出去的萝卜，他变得温和了，因为这些东西足够一家人食用两年！
